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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争的历史背景  

2016-10-05 10:25:26|  分类: 家、国、天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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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争的历史背景
作者:邓野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1]在这里,毛是把“国”与“军”作为一个问题而一并提出的。“国”与“军”两者之间的这种高度统一的关系,其实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此即: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
        民国政治的基本规则在于: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1944~1946年间,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较量。这一对立的发生和发展,都是这个逻辑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同样,又都是这个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国共关系的转型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在国民党原有的、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采用此一方式,说到底,无非是当时的国共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也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在抗战的前期和中期,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也没有实质性变化。
1944年4月─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一号作战。是役对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日军在豫、湘、桂战场连续重创国民党军事力量,为此,迅速引起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两党力量的对比。
         1944年5月,中外记者团在取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意后,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参观考察。图为毛泽东(前排左二)、朱德(前排左五)、聂荣臻、吴玉章(后排右二)、杨尚昆(前排右一)在延安和中外记者参观团中的外国记者合影
1944年10月,周恩来撰文指出:中共拥有正规军五十七万,民兵二百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并且,中共又在敌后建立了五九一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2]这里的两个“几已达”,就是指国共实力的对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文件中指出:“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
        所谓“几乎平衡”,当然是过高的估计,但国共力量的对比的确发生了互为消长的重大变化。问题在于: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平衡的要求。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政治要求的反映。
        联合政府的提出,把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提了出来。同时,也把改变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提了出来。这样,也就引出了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政治对立的形成,是民国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接下来,双方又将如何推动这一对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同样,必然还是按照这个逻辑而展开。在两党的政治对抗过程当中,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政治较量。
        第一次是重庆谈判。蒋介石借助中苏条约和垄断日军受降权这两个条件,扭转了在一号作战的打击下所形成的被动局面,阻止了中共进占中心城市的意图,巩固了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此条件下,蒋介石迫使中共收回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再度承认国民党的国家法统。这样,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联合政府政治路线,遭遇重大挫折。不过,尽管联合政府的口号被取消,但国民党关于取消解放区的要求则被中共顶了回去。问题在于,解放区的存在,就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得以提出的基础,这个基础仍然存在,表明重庆谈判并非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是一次暂时的反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会谈。第二次重大较量是政协会议。政协会议是一次较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它的召开基本上不是以武力的对比作为直接依据,而是以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作为依据。从现象上看,政协会议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执政的与非执政的中国各党派,在一道国际“圣旨”──杜鲁门声明──要求之下,相当一致地遵奉西方政治学说为原则,相当一致地遵奉西方政治体制为范式,在一位重量级国际“钦差”──马歇尔──亲临督导之下,尝试着将西方政体及其理念全盘移植于中国,尝试着将武力的作用从国家政治中一举剔除,从而全盘改造民国政治的逻辑。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神圣化,同时也将其训政学说神圣化,从而以国父的名义,作为推行一党训政的神圣依据。杜鲁门对华声明的发表,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便在于,他以美国总统的地位,直接的公开的点了孙中山之名,并且明确要求修改一党训政。这个中国各党派从来不能正面提出的问题,却被一位美国总统正面提了出来。这样,杜鲁门公开抹去了国民党罩在国父以及国父遗教身上的那层神圣的光环。孙中山的光环一旦被去除,意味着一党制便再也没有政治上的藏身之地。
        蒋介石和毛泽东及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举行会谈,研究战后双方关系问题。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政协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对一党制的政治清算,实际上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作出了理论意义上的最终裁决。从此,国民党再也不能正面地为一党制辩护。问题在于:对一党制的清算,实际上就是对国民党的批判。正如唐纵所感觉的那样:“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4] 可以说,一党制一经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衰落。
        政协会议的五项议题,看上去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议事程序,五路出击,四面围剿,没有给一党制留出任何得以逃脱的破绽,以至于“无形国大”(直选)这类事实上并无可操作性的议案,也被人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下来。于是,看上去一党制相当彻底地被废除,国共以及各党派的政治利益,相当理性、相当公正地被重新分配。一个以武力取得的政权,却又以非武力的方式,在一纸协议上交出了半壁江山。
        显然,政协会议的议程及其各项协议,无不表现为对国民的政治逻辑的反叛,这种现象可以是一时的,但不能是最终的。当政协会议以雄辩的方式,引经据典、酣畅淋漓地将民国的政治逻辑排斥殆尽之后,国共政争的方式骤然间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原有的逻辑上来。
        政协会议一个月之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过来,成为国民党对政协会议的“裁判”。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对政协协议的修改并不算多,仅宪草原则数条,但问题的实质是一党训政制不愿就此退出舞台,只是由于这一政体本身不便正面坚持,为此,派生出某个或某几个枝节问题,通过这种派生的若干枝节问题的对抗,从而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纠缠。总之,二中全会所爆发的强烈情绪,就实质而论,就是民国的政治逻辑的强烈反弹。
        最后,国共选择四平决战作为全部政争的归结。从民国政治的逻辑来看,这是一种最为符合逻辑的选择,最为适宜将民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充分展示出来。因为,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争执,最为适宜变政争为战争。就现象而论,东北问题有两条似乎无懈可击的理由,足以作为武力相争的相当正义的依据:其一,外交问题;其二,恢复国家主权。以外交问题的名义,拒绝谈判便名正言顺;以恢复国家主权的名义,武力进兵便师出有名。
        四平决战的意义在于:以战争的胜负,作为政争的结论。四平决战的举行,标志着国共政争的方式,完全回到民国政治最原始的逻辑上来。
        综上所述,1944~1946年间,国共关系发生过一段政治转型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展开到终结,清晰地走出一道民国政治逻辑的轨迹。其间,发生过一次试图摆脱固有逻辑的尝试(政协会议),但是,这个尝试只不过是验证了固有逻辑的牢固性。按照逻辑提出的问题,同样,也必须按照逻辑而获得最后的澄清。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间
        第三方面的政治主体就是民盟。从第三方面全部历史活动的记录来看,1944~1946年这段时间,是其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一段时间。从民国政治的逻辑来讲,第三方面的崛起是一个极具理论意义的问题。
        第三方面的人员构成,以一批遵奉欧美政治学说的知识界、实业界人士为主体。关于第三方面与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说:“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5] \n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团,无疑是最为远离武力的,因而也是最为远离民国政治的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盟的崛起及其理论意义在于,它为民国政治的逻辑提供了一支标尺,通过这支标尺,人们可以测量出一个问题: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团,在民国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远。
        关于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间的来自,梁漱溟这样说:就是“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若是两大党融洽无间……亦许没有此第三者之出现。反之,他们的尖锐对立,恰便促成了现在的民盟。” [6] 这是对第三方面生存条件的诠释。
        梁漱溟的话说对了一半,甚至是一小半。民盟各党派大都诞生于二、三十年代,当时,国共两党处于更为尖锐对立的状态,但并未因此而产生一个第三方面。这就是说,第三方面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条件,相反,首先必须是国共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之下又形成一定的对立,这才为第三方面提供了最为适宜生存的条件。正因为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关系,因此,国共合作破裂之日,也就是第三方面消亡之时。第三方面的生存与消亡,无不以两个武装政党关系的转移为转移,它没有也不能独立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民盟之所以能够取得第三方面的地位,主要得益于中共这个第二方面的发展。周恩来说:“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 [7]这个道理十分明白,第二方面的力量愈是发展,与第一方面的力量对比愈是接近,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便愈是获得拓展的条件。第三方面与中共之间的这种天然的关系,说到底,还是第三方面与武力的关系,还是第三方面与民国政治逻辑的关系,只是这个逻辑关系不是通过第三方面自身直接地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另一方面折射出来。
        综上所述,第三方面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又不完全是民国政治逻辑的一个例外。
        第三方面最为著名的基本口号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前者反对政治独裁,后者反对武力割据,前者要求国民党交权,后者要求共产党交枪。可以说,这个口号集中代表了第三方面的中间立场,集中反映了第三方面的“理性”。
有趣的是,真正代表第三方面切身利益的口号,并不出自第三方面自身,而是中共,此即中共的联合政府口号。中共这个口号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因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的积极性。事实上,正是在接受了联合政府口号之后,第三方面这才开创了其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政治局面。正因为这个口号代表了第三方面的切身利益,因此,当中共在重庆谈判中一度收回此一口号时,引起民盟长时间严重不满。可以说,民盟的这种不满情绪,这才是第三方面真正的“理性”的表现。
        本来,第三方面并无过高的参政奢望。《光明报》曾在一篇社论中,就民盟的政治姿态作了这样一个低调的自我界定:“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 [8] 民盟是否构成一个竞争单位姑且不论,但其原本的确是缺少些许竞争的底气的。
        政协会议前后,杜鲁门声明的发表和马歇尔的到来,为第三方面撑起了保护伞,这样,第三方面发展到其鼎盛时期。这个远离武力的政派,一改旧态,开始放胆向武力拥有者叫板。施复亮撰文说:“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号称国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号称人民的军队,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双方都是党军……必须国共两党的军队一律同时交给国家”。[9]第三方面人士大都具有天然的批判的政治性格,施复亮的这些话,左右开弓,掷地有声。问题在于,施氏所说的这个“国家”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
        鉴于第三方面日渐活跃,于是,一位美国人萌生了一个政治设计,拟将第三方面整合为国共之外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单位,此人即马歇尔。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马歇尔最为心仪的中国各党派,当然不是共产党,但也不是国民党,而是思想与行为更为接近西方政党的第三方面。马歇尔为国共设计了一个美式两党制,为此,马歇尔一度设想,组成一个强大的第三方面,以作为两党制的补充。
       在马歇尔的努力下,国共双方同意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搭机抵达重庆,政协秘书长雷震(左一)及国民党代表孙科(右一)前往迎接。
        马歇尔曾对第三方面的各个小党派提出一个希望:“团结起来并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平衡势力”。他对罗隆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 \n[10] \n这里,马歇尔所说的“正常”指民主制。然而问题是,在民主制并不存在的条件下,却指望一个非武装的政团,在两个武装政党之间起决定性的平衡作用,这种构想本身就很难说“正常”。
        第三方面的生存方式,其本身的确与武力没有直接关系,从这一点来讲,这种方式本身,的确表现为对民国的政治逻辑的否定。那么,这个以反逻辑的方式而生存的政团,其在中国到底具有怎样的政治地位呢?1943年6月,蒋介石对熊式辉说:“国内各小党派份子,理之更多事,不理社会亦即不为重视,伊等便无作用……此辈依附谁,谁即遭殃。”[11]言谈之间,充满对第三方面的鄙夷。
       蒋介石关于中国各党派最为真实的评价,体现在与顾维钧的一次谈话中。蒋说:“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它党派了。所谓其它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12] \n蒋氏此言,是一个标准的按照民国政治的逻辑,对中国各党派所作的精彩评价。在蒋氏看来,在中国只有两个拥有武装的政党──国共──才是政党。反过来,那些非武装的党派,其政党的资格干脆“不能算数”。这就是说,那些不承认民国政治逻辑的人们,同样,也不被这个逻辑所承认。
        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因国共合作而存在,如果说这种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尚不十分明显,那么,随着国共的分离,则直接导致了第三方面的消亡。1946年7月,陈立夫向黄炎培表示了两点意见:“(1)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2)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 \n[13] \n陈立夫的意思是,既然国共不能并存,第三方面便不能保持其“国共并称”的中间立场,而是二者必居其一。一旦失去“中间”的地位,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间也就不存在了。
        一个远离武力、远离民国政治逻辑的政团,以其自身的兴亡证明,它到底还是不能生存于这个逻辑之外。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马歇尔的赴华使命
        马歇尔使华是此一时期发生的诸多事件当中,另一起极具理论意义的事件。所谓理论意义,并非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本身,而是指马歇尔所带来的西方政治原则与民国政治逻辑的碰撞。
        马歇尔是整个民国年间,出使中国的外国政治家当中,地位与声望最为显赫的一位。由于马歇尔所具有的超强的个人地位,他的到来,为中国政治构筑了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试图依恃这一强大的外部力量,将一系列西方民主原则移植于中国,一举改变民国的政治逻辑固有的运行轨道。
        马歇尔入手解决问题的方式,看上去是一个颇为严谨的程序。杜鲁门对华声明有三个要点: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按照这三个要点,从1945年12月下旬至1946年2月下旬,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马歇尔一口气促成国共签署了三个协议:停战协议,政协协议,整军协议。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停战为前提,然后,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军事改革为最终目标。从程序上看,这个安排可以说无懈可击。三项协议的达成,至少在理论上表明,国共之间全部重大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强大的西方原则一举将民国的政治逻辑排斥出局。
        然而,当全部原则问题解决之后,马歇尔这才开始遭遇麻烦,他再也不能朝前迈进一步,将那些原则付诸实施。因为,他再也无法解决原则之下层出不穷的“细节”问题。
        在马歇尔前后使华的几位美国人,对于国共政争都留下一个相似的看法,即国共之间的争论往往注重细节,相反,并不注重原则。重庆谈判期间,赫尔利报告美国政府:“昨晚我告诉共产党和政府的谈判人员,根据我的意见,他们企图在解决太多的细节……我说如果他们对基本的笼统原则能表同意,那末根据这些原则,细节就能迎刃而解了”。
        马歇尔的继任者司徒雷登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司徒曾在一份报告中谈到周恩来时这样说:“他如此顽固地追求问题的细节,以致对我奉劝应集中关注两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停战及起草名副其实的代议制宪法──的呼吁全然不顾。” 
        马歇尔本人的此类见闻更多一些,他曾在致蒋介石的一份函件中称:“余所主持之三人会议中,常有因一句措词而辩论一小时以上者。” 
        美国人大概最终也未弄明白,为什么国共往往纠缠细节,却不注重原则?美国人颇感困惑的这个头足倒置的现象,正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在强大的西方原则面前,所采取的十分隐蔽、但却十分顽强的自我保护。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释是,由于国共之间的原则问题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为此,便层出不穷地派生出各式各样的细节问题,通过细节的纠缠,从而使原则的对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纠缠。在这里,原则与细节已经悄然异化,原则其实是细节,细节其实是原则。因此,马歇尔几乎促使国共在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然而在层出不穷的细节的纠缠之下,最后,这些原则协议又都无疾而终。
        马歇尔是怀抱着他的政治理念而出使中国的。他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把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于中国。马歇尔曾对周恩来说:“我唯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唯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作出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些观点马歇尔曾对许多人提及。
        在这里,马歇尔把民主的核心解释为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也就是说,他是以美国式的反对党的观念,来认识并设计中共的政治地位的。然而,马歇尔关于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和反对党的设想,其本身就难以成立。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之下,没有武装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反对党”。如果有那么一个或几个非武装的反对党,其反对党的地位只能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这就是说,马歇尔的这道命题,其实连假设的基础都没有。
        1946年12月18日,马歇尔在即将离任打道回府之际,他对罗隆基作过如下谈话:“过去我常常觉得,国民政府愿意有美国的调解,是为了给它的军事行动充当盾牌,现在我觉得,共产党已不再需要美国的调解,但如果正式拒绝这样一种调解,又担心因此而陷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我说,正像以往我一度为国民党所利用,现在我已经在为共产党所利用……但是,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这是马歇尔对自己的调停活动及其在华地位的最终认识。
        马歇尔使华之初,一度产生“惟‘马’首是瞻”的现象。一年之间,从“惟‘马’首是瞻”,到“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发生在马歇尔身上的这种落差,其实就是民国的政治逻辑对西方原则的抗拒。马歇尔的赴华使命所留下的理论意义便在于:试图改造民国政治逻辑的西方原则及其执行者,最终,只能是辗转于国共之间,反复地被“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马歇尔是一位具有国际地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中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但在中国这一年的经历,肯定是其最为失败的记录,并且输得干干净净。
最后,还有几句并非多余的话。马歇尔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他曾对顾维钧说过这样一句话:“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基于这个态度,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大致保持了还算公正的立场。有鉴于此,中共对于马歇尔个人的态度始终留有余地,胡乔木说:“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党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说过他个人什么。” 在同一时期先后使华的几位美国人当中,得到中共宽容的仅马歇尔一人。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1944~1946年间,在多种背景、多种方式、多方参加的多种条件下,国共两党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年的政治谈判,最终,两党未能取得双赢的结局,由政争走向战争。
        有人问梁漱溟:“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梁答:“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梁之所言,大概代表了当年参加调停的相当一部分人士的困惑:不知国共之间到底症结何在?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实,症结如果层出不穷、转移不定,那就不是症结。国共之间的全部症结,说到底,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和这个逻辑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造成问题的基础与问题本身不能统一。具体而论,根据民国政治的逻辑,联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础与依据必须出自武力,然而,联合政府本身,却又是一个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据这个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获得解决。
        问题的基础与问题本身不能统一,这就是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由于这种历史局限的存在,反映在现象上,必然是具体问题层出不穷、转移不定,梁漱溟不能认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症结“无法可指”的困惑。
       1944~1946年的中国政局,既是民国政治依据其固有逻辑的发展过程,同样,也是这个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的表现过程。两个过程基本上是同步展现出来的。
        这种历史局限反映在谈判上,表现为“谈”与“打”高度统一,谈的进程以打的进程为依据,从而构成一个“谈谈打打”的方式。这个方式最终的效果如何?周恩来曾对马歇尔说:“现在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圈子,打,便是绕这个圈子不休。” \n[22] 这就是说,谈谈打打的方式,很难终止过程,而极易演成另一个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循环往复、欲罢不休的“圈子”。
           这种历史局限反映在心态上,表现为两党之间很难取得相互信任。周恩来还曾对马歇尔说:“军队的统编、整编和训练是蒋最不放心的,所以一切他都可以不谈,而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 [23]这就是说,国共之间到底存在着一个“放心”与“不放心”的芥蒂。民国政治既然以武力为基础,双方的放心与不放心,必然取决于武力有保证还是无保证。问题在于,从本质上讲,武力是排斥性的事物,因此,以武力作保证很难做到双方放心。往往是一方有保证而放心了,另一方便无保证而不放心了。那么,如果双方都有武力保证,其结果,恐怕是双方都不放心。
        联合政府的口号本身是一个双赢的构想,政协协议也是一个双赢的协议,但是,根据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至少在当时,国共没有双赢的可能。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是国共两党全部历史关系当中,最高形态的政治对立。围绕这一对立的发生和发展,本书全程跟踪,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与论述,最后,本书的结论如下: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武力的对比互为消长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
        武力与和谈之间的这种倒置的关系,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的关系。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证明,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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